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当前，我们面对的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需要汲取百年党史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宝贵经验，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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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它作为重要工作和决策方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从党的百年历史中可以清楚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都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使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忽视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就会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工作和决策方法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开始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面对抗日战争复杂局势与党肩负的艰巨使命，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此次大兴调查研究的举措主要包括：一是自中央至地方设立调查研究局（室），为切实推动调查研究提供组织保证。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分别负责收集材料、整理研究材料、研究各地党的状况。二是对收集材料的方法进行明确指导，提出收集各类文献资料，邀请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研究典型，注重城乡各阶级生活情况及相互关系的调查，利用干部会或代表会收集材料，写名人列传，个别口头询问，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等具体方法。三是广泛动员全党、全军、政府及全体同志，实现全员参与。四是加强干部培训学校调查研究教育。五是与增强党性活动联系起来实施。六是注重实施过程的检查监督。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地对调查研究的执行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和评定总结并报告中央。

调查研究开展后，中央机关、院校、部队、社会团体包括个人进行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形成了《出发归来记》《农村十日》等一批优秀的调研成果，为推进工作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其中，高克林针对边区运盐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毛泽东不仅亲自撰写按语还拟定《鲁忠才长征记》的题目推荐发表。随着调查研究的持续开展和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在全党确立，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工作和决策方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调查研究成为全党干部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毛泽东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1961年为调查研究年，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提出“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总体要求，针对全党对国内情况不太明、决心不够大、方法不那么对的现实形成了“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的思路。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特别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为通过调查研究，重新审视1958年以来的工作，检验各项现行政策，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打开了宽广的思路。

具体举措包括：一是学习并坚持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同印发的，是毛泽东失而复得的写于1930年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文献曾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斗争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并结合工作实际深入讨论，以掌握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二是主要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经常化、制度化。中央要求县级以上党委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每年进行几次系统的典型调查，而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三是加强干部教育。毛泽东率先垂范开展调研，并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1961年，毛泽东亲自组织领导3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农村考察调研，刘少奇到湖南蹲点调研长达一个半月，周恩来到河北武安伯延公社挨家挨户调研访谈，陈云赴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研并形成3篇调查报告……在中央领导身体力行示范之下，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使党内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对扭转经济困局、调整发展方针、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调查研究支撑科学决策精准施策

1977年下半年开始至1978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出国考察和1979年6月开始的系统性国内经济调研是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标志。

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派团赴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调研考察。各考察团回国后都作了口头和书面的详细汇报，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邓小平马不停蹄，频繁出国考察，认真听取各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详尽考察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最新动态。正是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和思考，他看到了中国的差距，看到了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拓展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

在掌握国际情况的同时，国内调查研究也拉开帷幕。1979年，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引进资金技术与企业改造、经济管理方法等主题，组织专门课题组调研并解决问题，得到各地各部门积极响应，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带头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为贯彻落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实现改革开放初期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

1993年，江泽民再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省区市的领导同志，以及政策研究室和其他部门的同志，围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到群众之中，广泛调查研究，特别是要多搞一些典型调查、专题调查、系统调查”，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体举措包括：一是每年至少抽一两个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二是调研要针对问题，把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联系起来；三是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调查报告并报送同级和上级党委，各省区市党委每年要向中央选送优秀调研报告供中央决策参考。在党中央号召下，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新形势新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在农业、宣传、教育、民族、外交等各领域各级领导干部中系统展开。“调查研究”被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之一，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被明确提了出来。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党中央把2002年确定为“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在新世纪之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体举措包括：一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制定和落实调研计划；二是省部级领导干部每年应至少抽出一个月时间，市（地）县党政领导干部每年要有两个月以上时间，深入基层调研；三是调查研究要改进方法，提高质量，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四是县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撰写有情况、有分析、有见解的调研报告；五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要向中央报送调研材料和决策建议。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围绕重大课题深入基层、问计于民，锤炼了求真务实的精神，形成了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启示：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如既往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近期又发布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我们应汲取百年党史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宝贵经验，坚决贯彻落实，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

坚持学习与调研相结合。一方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成功开展调查研究的前提条件。1961年全党学习《关于调查工作》，为克服调研存在的主观、教条等问题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调查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是向实践学、向群众学、向历史学。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口号应该始终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坚持求真与务实相结合。调查研究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资料和真实情况，力戒空疏、力戒肤浅，可以通过规范制度、指导方法、监督检查等途径，确保我们“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毛泽东曾说过，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党员干部要紧紧围绕各自领域的重大课题，定计划、明方略、出成果，确保调查研究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

坚持典型与普遍相结合。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泛泛而论、抓不住主要矛盾。毛泽东曾指出，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即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邓小平也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坚持事物的普遍联系，所以，在坚持典型调研的同时，还要注意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

（作者单位分别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研究”[18XDJ001]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3年04月13日第6版

作者：陈答才 张丽